提到骆一禾,心情总是复杂的。从他的名字,可以轻易联想到海子、戈麦,诗人之死和那个被称为“麦地热潮”的年代。如今二十年过去了,当年骆一禾们用诗句收割的麦子,已经慢慢被人们淡忘。一个抒情的年代,也在逐渐离我们远去。
第一次看到《骆一禾诗全编》,是在南京,它与《海子诗全编》并列在一起,静静立在书架上,仿佛它们的作者生前一样,寂静在一个角落,互相凝望。那时候我的生活费来源是每个月60元的津贴,面对40多元的定价,望而却步。而我手上拥有的,是两本薄薄的小册子,一本是海子的《土地》,一本是骆一禾的《世界的血》。现在看来,这两本小册子的珍贵程度远胜于那厚厚的两本全编。
两本册子是冯昭寄给我的,我一直视为珍宝。然而后来它们却被我弄丢了,至今想起来还有些懊丧,也从来没敢告诉过送我书的冯昭。在我毕业离开学校的时候,我还最后一次清理了自己所有的行李,也没有发现那两本书,想来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被同样喜欢的同学拿走了,要么是有关领导以一种秘密的方式给没收了。
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就一种有一种错觉,觉得逝去的人、丢失的东西,是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抢先于我去了未来,将来某一刻,我会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遇到他们。对海子和骆一禾的那两本诗集,我同样抱着这样的幻想。十年后,就在前几天,在打折书店看到一本六成品相的《骆一禾诗全编》,突然想起自己曾拥有的那两本小册子,料定它们大约是不会回来了,心里黯然。
从90年代开始写所谓的诗,算是抓住了那个激情时代的一点点尾巴。如今想起来,滋味却说不清道不明。如同这社会的快速发展一样,这二十年来,诗歌的发展也堪称是日新月异的,任你跑得再快,想要跟上诗歌写作潮流,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这几天在书架不起眼出翻出一本《世纪末的中国文坛》,这本书还有一个副标题叫“90年代最有影响的十位作家十部作品审美评估”。这本书的缘起是一次“90年代的优秀作家作品”的评选,现在回头来看这份十位作家和十部作品的名单,局限性很明显,这一点谢有顺在这本书里已经提及。而在书末尾,收录了一篇张闳的《诗歌为什么暗淡无光》,标题显示这篇不到2000字的文章要讨论的问题很大。而穿过繁芜的现象看,诗歌的暗淡,无外乎以下两点原因:一是诗歌质量的下降;二是大众阅读趣味的转移。张闳在文章中认为,诗歌暗淡,原因是三种偏见:一是诗歌艺术与现代社会的文化不相适应,二是读者对诗歌的阅读需求在衰退,三是当代诗歌艺术成就平平。张闳说“诗歌这种文学形式与现代(或者‘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言下之意,诗歌与我们所处的社会相比,是属于“前现代”的东西。我并不同意张闳的这种看法,看看这几年诗歌眼花缭乱的这派那派,几时“前”过?所谓后现代这种玩意儿,诗人们早在80年代早期就玩得很熟了,那么今天的诗歌,应该称为“后后现代”才合适。
只是与社会相比,诗人们跑得太快了一点,太靠“后”了一点。
前不久看一篇汪国真的专访,他有句话,大意是说,在当代中国,还没有一个诗人能向汪国真那样畅销并被频繁盗版。且不去说汪国真的诗本身如何,但就这种销量和盗版行为折射出来的大众阅读需求,似乎也值得诗人们反思反思。从90年代开始,在对国外后现代作品的临摹和重复下,诗歌几乎已经完全丧失了抒情能力。现在重提诗歌的抒情,似乎就要被看成是老土、笑话,我不知道文学写作还有土洋之分,更不知道除了抒情,诗歌还能做什么。不是大众没有对抒情作品的阅读需求,只是诗人们已经不会抒情了,他们找不到与读者沟通的节点。
写“洋气”诗歌的诗人喜欢用“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来标榜自己的特立独行,岂不知首先你要确定你不是蓬蒿人,然后才能仰天大笑。都说天才与疯子只有一步之遥,从90年代以来,又一个十年要过去了,还没有诗人把这一步迈过去。
张闳说:“就美学方面而言,需要拯救的不是诗,而是我们自己的趣味亟待诗来拯救。”我看首先要拯救的,应该是诗人自身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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