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适琐忆》的结尾，罗尔纲以附录的形式记录了许多有趣的事情，其中提到了胡适责备苏雪林抨击鲁迅。
苏雪林（1897—1999）虽然出生于浙江瑞安，原籍却是安徽太平县，算起来与胡适算是比较近的老乡，常常把“我们安徽”挂着嘴边的胡适，自然要对其另眼看待一些。苏雪林是民国时期的一个奇女子，文风泼辣，观点鲜明甚至偏颇。早年她读到鲁迅的小说，大为推崇，撰写了大量文章赞誉鲁迅的《阿Q正传》等小说“对中华民族病态具有深刻研究的”、“立下了许多脉案和治疗之方”。
苏雪林对鲁迅态度的突变发生在1925年著名的女师大风潮之后。
1924年，回国不久的杨荫榆受命担任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她也是中国第一位女性校长。杨担任校长的第二年，也就是1925年1月，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便对其不满，要求其主动去职；4月，时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的章士钊以整顿学风为由支持杨荫榆，引起了学生的更加不满，随即矛盾升级，直至5月，先是女师大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女学生，后是杨荫榆被驱逐。
关于80多年前的这场风潮中的是非，今日仍不能结论。杨荫榆是杨绛的三姑妈，杨绛后来在一些回忆文章中有提及，杨荫榆其时虽然对学生运动有所保守，但据杨绛的回忆，她在1937年曾严词拒绝日军的伪职邀请，并遭来杀身之祸：“三姑母住在盘门，四邻是小户人家，都深受敌军的蹂躏。据那里的传闻，三姑母不止一次跑去见日本军官，责备他纵容部下奸淫掳掠。军官就勒令他部下的兵退还他们从三姑母四邻抢到的财物。街坊上的妇女怕日本兵挨户找‘花姑娘’，都躲到三姑母家里去。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两个日本兵到三姑母家去，不知用什么话哄她出门，走到一座桥顶上，一个兵就向她开一枪，另一个就把她抛入河里。他们发现三姑母还在游泳，就连发几枪，见河水泛红，才扬长而去。邻近为她造房子的一个木工把水里捞出来的遗体入殓。棺木太薄，不管用，家属领尸的时候，已不能更换棺材，也没有现成的特大棺材可以套在外面，只好赶紧在棺外加钉一层厚厚的木板。”“……我看见母亲的棺材后面跟着三姑母的奇模怪样的棺材，那些木板是仓促间合上的，来不及刨光，也不能上漆。那具棺材，好像象征了三姑母坎坷别扭的一辈子。”（见杨绛《回忆我的姑母》）
综合各种记载，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在1925年期间，杨与刘和珍、许广平等女学生的冲突，更多是基于在国内的政见不同。
“女师大风潮”是当年知识分子分裂的一个重要事件，诸多事前一团和气的朋友在这场风潮之后决裂，如周作人与陈西滢，就围绕风潮的诸多问题，打了许久的笔墨官司。而苏雪林对鲁迅态度的突变，也是因为这一次风潮，此后，苏雪林开始了漫长的“半生反鲁”生涯。
1936年，鲁迅病逝后，蔡元培在主持丧事相关工作，对鲁迅极为不满的苏雪林给蔡元培写了一封信，就是著名的《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苏雪林骂人的功夫绝不在鲁迅之下，她在给蔡元培的书信中，不仅对鲁迅的著作、性格、为人全面否定，而且，一开口便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说鲁迅是“褊狭阴险，多疑善妒”，“色厉内荏，无廉无耻”，狂呼鲁迅为“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专门在文坛“兴风作浪”，“含血喷人”，其杂文“一无足取”，“祸国殃民”。（可参看孙郁主编《被亵渎的鲁迅》）
接着，便有了胡适责备苏雪林抨击鲁迅一事。鲁迅在去世之前，已基本与胡适决裂，多次撰文对胡适进行抨击，苏雪林大约也是因此，认为可以在胡适处得到“反鲁”的共鸣，然而令她没有想到的是，胡适不仅没有与她共鸣，反而回信严厉责备她“还是旧文人的酸腐腔调”。
胡适的豁达宽容与向来好打落水狗的鲁迅同样形成了对比。
立场不同，决定了风格不同？或者反之？我不得而知，但同样在罗尔纲的《胡适琐忆》里，有一篇《胡思杜》，说胡适之子胡思杜，从小便喜欢高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胡家来客何其多，胡思杜唯独对鲁迅情有独钟，每次都亲自跑去给他拿大衣。
后来，在50年代那次声势浩大的胡适批判运动还没有开始之前，胡思杜率先对自己的老子进行了严厉批判并坚决与其划清界线。然而胡思杜太天真了，他以为划个线就可以把自己摘干净了，他没想到，当胡适的得意弟子俞平伯开始遭到批斗的时候，自己作为胡适的儿子，已经被宣判了死刑。
胡适晚年秘书胡颂平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曾记录，胡适把胡思杜批判自己的文字剪下来贴在日记里，其时胡适心境如何，可想而知。
胡思杜之死，是因为他是胡适的儿子，还是他站错了位？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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