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者，傅斯年的贡献不在学术，而在以一介书生的傲骨彰显出一代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成为时代之榜样，后世之楷模。即使以今天的眼光审视那个时代，我们仍然不得不心生感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傅斯年学识渊博精深，在历史研究和文献整理方面独树一帜，尤其是对殷墟的发掘，更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今天人们谈起傅斯年，心生敬仰，更多的是缘其胆识而非学识，是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无畏，而非游刃于政教两界的得意，是其大师的神韵而非大师的形名。如果参照当代泛滥的大师标准，对傅斯年冠以“大师”的廉价称谓，那简直就是一种侮辱。真正的大师风范，不仅仅是表现在其专业领域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王者气度，更应体现出对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不懈追求。传统知识分子削尖脑袋放弃人格尊严、独立自由、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的仕宦、名利，在傅斯年眼中只不过是“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而已。什么是大师？犬儒们不惜一切代价争取的，正是大师们鄙视放弃的；犬儒们轻易放弃的，正是大师们不惜一切代价争取的，这就是大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敢号称大师？

　　傅斯年评价自己的一生“无惭于前贤典型”，自嘲“书生报国，如此而已”。他几次拒绝到国民党政府去做官，宁肯以在野之身，以学者的身份，“参政而不从政”，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批评政府的自由。写傅斯年时，我常常联想到两位先哲：孔子和庄子，觉得傅斯年有]]> ]]> Fr, 05 Feb 2010 11:21:27 -0800 　　万历的怠工有点类似“非暴力不合作”，他不与明朝中晚期势力强大的“士林”为敌，也不能容忍自己屈从于他们，于是便对任何事情都采取置之不理的不合作态度。无论作为皇帝的万历此时拥有多少主政的实权，但在纲常严格的明朝，要想绕过他去做事，也是办不到的。这感觉如同一个企业高层，当他的意见和所有中层相左的时候，他不屈服的唯一办法就是不签字。
　　但这不是“无为而治”的要义。这只是表面上的不作为。无为、道、上善若水作为老子思想的精要，三者是相通的。所谓无为，其实是对道的一种尊重，为政者应该因道施政，这也恰是水的品质，之柔至刚。
　　初中时候历史老师就教导我们，历史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是不随个人意志、某个阶层的意志而转移的。善哉，我们所受的教育里还有这样精华的句子，可惜的是教导我们的官方，已经把这句话遗忘了，不会借力发力打太极，而是一味拿民脂民膏筑城墙，太愚蠢了。]]> ]]> Th, 04 Feb 2010 10:51:09 -0800 　　（左图吴思在研讨会上）

　　1月25日，供职的盛大文学研究所在北京召开了一场历史研讨会，主题是我拟的“文学叙述中的历史真相”。所邀请的嘉宾包括《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潜规则》《血酬定律》作者吴思，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历史学家茶座》编委、历史学家徐庆全，社科院研究员、历史学家雷颐，《中华文学选刊》主编、文学评论家王干，文学评论家李静，历史学者綦彦臣，还有著名的历史作家，北京大学博士史杰鹏（天涯ID“梁惠王”）等等，阵容可谓强大，既有徐庆全老师这样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也有自谦为“二把刀”的吴思、张鸣，也有王干等文学评论家和史杰鹏这样的知名历史作家，恰可涵盖研讨会主题涉及的方方面面。

　　原定两个小时的研讨会，开了三个多小时，精彩话题不断。三万多字的速记稿，这几天陆陆续续看完，受益太多。

　　我记得在我念初中的时候，还经常听到一句话说“文史不分家”，时隔二十年，当文学在网络、出版的刺激下一路狂飙猛进的时候，历史也确实稍微搭了一趟顺风车，于是有了所谓历史热，从横扫图书市场多年的《明朝那些事儿》到百家讲坛，历史开始以亲民的姿态走进寻常百姓的视野。

　　但同时也越来越多的人在指责历史写作的不严肃，编造、篡改、恶搞、大话之风盛行。但我相信没有一个作者会承认自己在捏造历史，他们做的有两件事情，一是以现代人的视角审视历史事件，充实历史细节，让正史里的记录丰满起来，二是将历史通俗化、平民化。这种事情不是只有现代人才干的，最著名的便是蔡东藩，十一卷的《历朝通俗演义》，堪称通俗历史的经典之作。但我想是没有历史学家愿意去承认蔡东藩是历史学家的，他们更愿意把蔡东藩看成是历史小说家。

　　张鸣在研讨会上就表示，他和吴思，都是不被认可的。“我们不是正经八百的，吴思到现在为止，好像就我这个所谓的历史学家认他，人家都不认他。”“为什么你吴思的东西他们不认帐？吴思东西有太多经济学的味道，这种经济学的味道实际上在历史学家看来是不合家法的，这种方式不合家法。但是吴思是要分析的，他是用经济学的方式进行分析，所以他们不认。我们自己划了一个圈。”以历史随笔为读者喜欢的张鸣还说：“做清史的不能碰民国史，如果你越界了，就觉得你这个人不懂规律。更别说别的学科，别的学科你碰都不要碰。当然，你在叙事中尽量让文笔好一点，让它漂亮一点，这时候也会排斥，你比如有的先生文笔非常好，但是他有意去避开这一点，他非把文章写成]]> ]]> We, 03 Feb 2010 09:19:14 -0800 　　（左图为《胡适家事与情事》封面）

　　团结出版社2007年底出版杭州朱文楚的《胡适家事与情事》，其中记录了作者对胡铁花无头尸案的一段求证过程，如下——

　　有头无头盖棺论

　　绩溪县上庄镇外将军降山的胡氏祖墓里，埋葬着胡适祖父母胡奎熙、程氏和父亲母亲胡铁花、冯氏。那座墓园是1928年 建造的，墓碑两侧，胡适还取《神童诗》两句，勒石作上下联树碑，云“人心曲曲弯弯水”“世事重重叠叠山”。此言不虚，逝者的生前身后，曲曲弯弯旅历世态，乃至化成白骨后近一个世纪，还是重重叠叠纠缠着殉国者的一个头颅！

　　胡铁花客逝厦门后，由其二子嗣秬（绍之）披戴重孝扶柩回归上庄村。正坐在前厅的冯氏闻此凶信，突然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一起跌倒在门槛上，昏厥过去。间歇，满屋哭声一片。紧接着的是胡铁花遗体安葬和神主牌入供胡氏宗祠的两件大事。徽州乡间有个不成文的习俗，凡“凶死”（死于非命）的人，不得归葬祖籍地，神主不得入宗祠。胡铁花的死讯早于他的棺柩到上庄村，已传云，是在与日寇作战时殉难，失去了首级；又传说是刘大帅（永福）不肯放行，“以军法论处，枭首示众”；再加上上庄乡人眼中，胡铁花是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怪人”，而今归葬故里，棺材里那个尸体，恐安上了一个金头颅（或银头颅）。悲怆已极的当家子（绍之）（长子嗣稼是个庸人）忍无可忍，对那几个阻饶挠下葬村人说，我与你们赌头吧！我可以当场开棺，如果棺内无头，你们砍下我的头；如果有头，我就砍下你们的头……谁敢拿自己的脑袋去动真格？于是棺厝下葬和神主入祠两件事匆匆了结了。

　　胡铁花的灵魂在他历尽艰辛主持建成的宗祠内，与诸先宗亲倒相安无事，但他的遗体却并未“落土为安”。“人心曲曲弯弯水”，盗墓者一直觊觎那颗传言中的金头！

　　笔者朋友注册会计师程法德先生曾在绩溪八都一带住过有年，也听到过一个类似的荒诞的传说，云：宅坦村胡铁花的同族年长堂兄胡宝铎，进士出身，赐翰林，官至兵部主事。病故后，皇帝赐于他一颗银头，随同棺椁运回绩溪老家安葬。遗族为防有人盗棺，配备了五具相同的棺椁一起随运。胡氏一媳妇为辩真假，曾将一枚绣花针钉在真棺上。于是人们问，那四口假棺材埋到那里去了？胡宝铎明明是病故的，有头颅的，要银头干啥，岂不遭来戮尸？荒谬，荒谬，实在一些无聊的人想金头、银头想得入魔了。但民间这种荒诞流言，一旦时间久了，会“弄假成真”的。

　　再说胡铁花的墓穴，确实被挖]]> ]]> Th, 28 Jan 2010 22:45:55 -0800

　　胡适生于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也就是公元1891年12月17日。根据《四十自述》：“我小时候也很得父亲的钟爱，不满三岁时，他就把教我母亲的红纸方字教我认。”据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一册，胡适的父亲胡铁花在光绪十八年二月二十四日（1892年3月22日）到台湾就任。次年二月，胡适随母亲冯顺弟从上海到台湾，在台南住了十个月，后来又在台东住了一年零十八天，到光绪二十一年一月十三日（1895年2月7日），在甲午战争日益吃紧的情况下，胡铁花安排家眷回故乡。

　　胡适的开蒙，应该就是在他与父亲相处的这短短不到两年时间里。这两年里，胡铁花做了台东直隶州知州，兼统镇海后军各营，想来是没有多少时间亲自教胡适识字的，这一点胡适在《四十自述》中也提到：“他（父亲胡铁花）太忙时，她（母亲冯顺弟）就是代理教师。”这一年多的识字效果如何，胡适《四十自述》的后面提到：“但我在学堂并不算最低级的学生，因为我进学堂之前已认得近一千字了。”这近千字，大约都是胡铁花和冯顺弟教的，因而胡适的读书生涯，可以说是他父亲开蒙。

　　1895年，虚岁5岁，周岁不过三岁零几个月的胡适回到家乡徽州，接受了长达九年的私塾教育。 胡铁花在1895年胡适母子回徽州后不久，就因台湾沦陷撤回厦门，因脚气发作严重，死在了厦门。胡适一生与父亲在一起的日子，不足两年，但胡铁花却对胡适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三点：

　　一是直接开蒙。胡适由父亲开蒙，并且在回乡读私塾时，因为不需破蒙，他免读了《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诗》之类的书，而是直接开始读他父亲编的一部四言韵文《学为人诗》，第二部同样是他父亲编的四言韵文《原学》，随后才开始读《律诗六钞》。从这一点看，胡适最初所受的尽管同样是私塾教育，但却稍微有别于一般私塾。当然，以不足四周岁的年纪看，胡适要想完全领会胡铁花在《学为人诗》和《原学》里传递出的思想，是不现实的，但在《四十自述》中，胡适同样提到，他所在的私塾，是不只“读书”的，还“讲书”，“我母亲大概是受了我父亲的叮嘱，她嘱托四叔和禹臣先生为我‘讲书’……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由此可见，胡铁花所编的两本启蒙教材，对胡适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二是通过母亲冯顺弟对胡适的影响。母亲冯顺弟对胡适读书的严苛几乎到了残忍的地步，这其中最主要的动力来源，可以说都是间]]> ]]> Th, 28 Jan 2010 11:36:51 -0800

　　（左图为桂林榕湖畔的唐景崧铜像）

　　郭德纲在许多段子里都有得脚气私人的包袱，大多数人都一笑了之。其实因脚气送命的，确有其人，胡适的父亲胡铁花便是一例。

　　甲午战争次年，中日议和，割让台湾。当时胡铁花任台东直隶州知州，兼统镇海后军各营。胡适在《四十自述》里提到，1895年4月，“我父亲在台东办后山的防务，电报已不通，饷源已断绝。那时他已得脚气病，左脚已不能行动。他守到闰五月初三日，始离开后山。到安平时，刘永福苦苦留他帮忙，不肯放行。到六月廿五日，他双脚都不能动了。七月初三日他死在厦门，成为东亚第一个民主国的第一个牺牲者！”

　　不知当时的脚气是否与现在的脚气是一回事，但胡适在这里称胡铁花是“东亚第一个民主国的第一个牺牲者”，却颇有意思。同样在《四十自述》里，胡适简单记述了割让台湾后岛内的政局变化：“那年四月，中日和议成，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绅民反对割台，要求巡抚唐景崧坚守。唐景崧请西洋各国出来干涉，各国不允。台人公请唐为台湾民主国大总统，帮办军务刘永福为主军大总统。”

　　唐景崧的功过，后人评说不一，但至少在保台抗日这个问题上，他的立场是坚定的，只是做法也许有所不妥，在奏请清廷不割让台湾未果的情况下，也未必就只有成立台湾民主国一条路。

　　《清史稿·唐景崧刘永福列传》对唐着墨不多，简述了台湾自刘铭传后，到唐景崧手里，因为唐与刘永福“积不相能”，以至于“将领多离心，兵浸骄不可制”。关于胡适口中所说的东亚第一个民主国的全过程，《清史稿·唐景崧刘永福列传》记录：“割台议起，主事邱逢甲建议自主，台民争赞之。乃建“民国”，设议院，推景崧为总统。和议成，抗疏援赎辽先例，请免割，不报，命内渡。台民愤，乃决自主，制蓝旗，上印绶於景崧，鼓吹前导，绅民数千人诣抚署。景崧朝服出，望阙谢罪，旋北面受任，大哭而入。电告中外，有“遥奉正朔，永作屏籓”语，置内部、外部、军部以下各大臣。命陈季同介法人求各国承认，无应者。无何，日军攻基隆，分统李文忠败溃。景崧命黄义德顿八堵，遽驰归，诡言狮球岭已失，八堵不能军，且日人悬金六十万购总统头，故还防内乱，景崧不敢诘也。是夜，义德所部譁变。平旦，日军果占狮球岭，溃兵争入城，城中大惊扰乱，客勇、土勇互仇杀，尸遍地。总统府火发，景崧微服挈子遁，附英轮至厦门，时立国方七日也。”

　　从这段记述看，唐景崧建立民国，并非出于不臣之心，实属无奈。那位主张]]> ]]> Fr, 15 Jan 2010 11:17:42 -0800
青春是被仇恨啃过的，布满牙印的骨头
是向荒唐退去的，一团热烈的蒸汽
现在，我的面容多么和善
走过的城市，也可以在心里统统夷平了

从遥远的海港，到近处的钟山
日子都是一样陈旧
我拥抱的幸福，也陈旧得像一位烈妇
我一直被她揪着走……

更多青春的种子也变得多余了
即便有一条大河在我的身体里
它也一声不响。年轻时喜欢说月亮是一把镰刀
但现在，它是好脾气的宝石
面对任何人的询问，它只闪闪发光……

　　很久不读诗，特别是这样节奏缓和平静到让人回味多日的诗。我不知道这首诗在黄梵所有作品中的分量如何，从题材看，这是一首与诗歌本身气质一样安静低调的作品，应当不会为评论家们过多好评，但却能赢得广泛的读者共鸣。
　　我印象中的黄梵，和这首诗的气质是完全吻合的，安静内敛，包括他说话的语气。第一次看到黄梵是在南大附近的一个酒局上，招待一位外地来的诗人朋友，那位朋友看到黄梵的第一句话就说我们十年不见了。那是00年左右的事，我还在读书，以为十年很久，如今我与黄梵再次在南京见面，也差不多十年了。
　　“走过的城市，也可以在心里统统夷平了”，南京在我心中，大约也被夷平了。从南京离开的时候，我与十几个同学在火车站的站台上痛哭，我还记得列车开动的时候，一个被分配到广西的同学从车窗里把上半身伸出来，双手挥舞着喊兄弟们再见了。毕业两年后，当我脱下军装，就迫不及待地赶回南京，在街边，对着巨大的蔡琴演唱会广告牌感慨，心里默念着南京我回来了。然而在拿了五个月800的月薪后，我带着对南京的诅咒离开了。
　　再回到南京已经完全没有当初的心情了。站在南大旁边的新杂志咖啡馆门口，脑子里会快速闪过旧日的地图，拐过去青岛路上是半坡酒吧，另一边是当年常去的小酒馆，不知道老板还是不是那一位。有几次很冲动想走去看看，不过几百米，但一直没有真去过。
　　有这样的冲动，就说明体内还留着青春的骨头。正如写中年的黄梵，窃以为他也不是完全告别了青春的仇恨而进入中年，黄梵的锐利，从诗歌里转入了他的观点里。]]> ]]> Tu, 22 Dec 2009 14:06:37 -0800
　　每次车过湖州，看到路边高耸的广告牌上写着“寻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我便想起我心中的湖州三宝：湖笔、柯平和西塞山前的张志和。

　　我在耳朵里灌满柯平这个名字后很久，才在杭州印象画廊得以一睹柯老师风采。那是杭州每年年底例行的文人艺术家们迎新年聚会，我忝列其间，刚到不久，便有朋友拉我去见柯平。那晚人多，未及与他细聊，只记得昏暗的灯光里，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让人不知觉就有了在智者面前的胆怯感。

　　后来接触多了，方知柯老师其实是个爱说爱玩的人。他谙熟名人掌故，段子也多，大约是研究明清文学的副产品。如今我要提笔来写他的段子，不免手发抖了。

　　某日与朋友相约拜见柯平，在他住处附近小酒馆小酌。柯老师亲自点菜，子丑寅卯，服务员记下，不多时托盘托来凉菜四碟，刚一摆下，柯平便说，好像不对。我们刚举了筷子，听说不对，都住了手。柯平叫服务员拿来菜单，果然上错了菜。

　　事后柯平解释说，当时他也未从记忆里拿点的菜单出来核对，只是有些菜，放在一起就明显不对，如同读书时看到一个突兀的词，肯定是有问题的。

　　点菜的学问我迄今也未学会，只是这用词不能突兀，倒是记下了，此后写文章，每处放一个字，都加倍小心。]]> ]]> Tu, 22 Dec 2009 14:05:19 -0800
　　江离好饮，圈内皆知。我在杭州时，与江离同住城西，经常凌晨一两点接到他的电话，命我去喝酒，直至东方既白。某年月日，我还未下班，便接到他电话，言在住处附近有酒局，同饮者甲乙丙丁。

　　未过二更天便接到他的电话，令我吃惊，心里想着必有什么事情，匆匆了了手里的稿子，拍马赶到，方知他新从我等都很羡慕的某机关辞职。理由不必多问，几千年前陶潜就这么干过。是夜痛快畅饮，到拂晓时分，方才“家家扶得醉人归”。

　　江离不善表达自我内心，但我们都清楚，他胸有大志，亦有“腰中枉挂三尺剑”之恨，颇不得志。所以当那次酒局后，我们听说他准备考博，潜心学问，都大喜，以为他从此将能“得其所”了。

　　此后半年，酒局果然少了江离的身影，但我们却都无怨无悔，静等佳音。有外地朋友赶来，问及他，我们都主动打圆场：江离闭关复习考博，不便打扰。

　　考博日，这个本与我们无关的日子，却因为江离被我们惦记起，考前连个短信也不敢给当事人。谁料当事人不到中午便打来电话，相约某处喝酒。

　　这次大家大约都差不多把马屁股拍红了，急匆匆赶到，方知江离闭关准备大半年，却因贪睡误了赶考时辰，磨破嘴皮，考官也未让进，只得约我们速来解酒瘾了。

　　此后又经几世几劫，江离终于去了《江南》杂志，算是真的得其所了。]]> ]]> Fr, 07 Aug 2009 10:02:26 -0800

　　近100年前，辜鸿铭先生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里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明的特征，即：精深、博大、淳朴和优雅。

　　辜鸿铭认为，美国人博大、淳朴但不精深，英国人精深、淳朴但不博大，德国人精深、博大但不淳朴，法国人虽然拥有与中国文明一样的优雅，但法国人不够精深、博大、淳朴。由此，辜鸿铭先生认为，在西方传播中国文明，有利于美国人精深、英国人博大、德国人淳朴，法国人则同时获得这三种品质，以拯救面临崩溃的欧洲文明。

　　1915年前后，欧洲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文明在战火中无处安身，而此时的中国，正值中西文明碰撞而形成的思想最辉煌时期，从这一点来看，辜鸿铭的话倒也不是完全的自大。

　　西方人有没有照着辜鸿铭的话去做，我们不清楚，但几年后，在中国倒是掀起了一股西学热潮，当革命还没有战胜改良的时候，这股热潮催生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几十年后，当中国传统文明的命被革得干干净净的时候，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全盘横向移植西方文明了。遗憾的是西方文明并不是在哪里都可以生根发芽的，来到东方后，产生了许多基因突变之后的畸形。

　　如今畸形已经不再流行了，我们只能在空荡荡的荒原上迷惘度日。

　　20年前的青年，可以拿血肉之躯去阻挡坦克；今天的青年，都恨不得把用父母的钱买来的跑车改装成坦克。精深、博大、淳朴与优雅，是否真的存在过，我们都不是十分清楚。但至少在这张图中，我们看不到这四种品质的一丝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