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祖籍江西永丰。1896年3月26日生于山东聊城。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受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与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响颇广,从而成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五四运动爆发时,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风云一时。他的老师胡适希望傅斯年在学问上有所建树,受其影响,回到书斋。1919年夏,先后入伦敦大学研究院、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习。1926年冬回国,翌年春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和历史系、中文系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当选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1949年1月,傅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并兼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12月20日在台北病逝。著述颇丰,世存《傅孟真先生集》。
作为学者,傅斯年的贡献不在学术,而在以一介书生的傲骨彰显出一代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成为时代之榜样,后世之楷模。即使以今天的眼光审视那个时代,我们仍然不得不心生感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傅斯年学识渊博精深,在历史研究和文献整理方面独树一帜,尤其是对殷墟的发掘,更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今天人们谈起傅斯年,心生敬仰,更多的是缘其胆识而非学识,是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无畏,而非游刃于政教两界的得意,是其大师的神韵而非大师的形名。如果参照当代泛滥的大师标准,对傅斯年冠以“大师”的廉价称谓,那简直就是一种侮辱。真正的大师风范,不仅仅是表现在其专业领域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王者气度,更应体现出对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不懈追求。传统知识分子削尖脑袋放弃人格尊严、独立自由、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的仕宦、名利,在傅斯年眼中只不过是“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而已。什么是大师?犬儒们不惜一切代价争取的,正是大师们鄙视放弃的;犬儒们轻易放弃的,正是大师们不惜一切代价争取的,这就是大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敢号称大师?
傅斯年评价自己的一生“无惭于前贤典型”,自嘲“书生报国,如此而已”。他几次拒绝到国民党政府去做官,宁肯以在野之身,以学者的身份,“参政而不从政”,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批评政府的自由。写傅斯年时,我常常联想到两位先哲:孔子和庄子,觉得傅斯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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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吴思在研讨会上)
1月25日,供职的盛大文学研究所在北京召开了一场历史研讨会,主题是我拟的“文学叙述中的历史真相”。所邀请的嘉宾包括《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潜规则》《血酬定律》作者吴思,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历史学家茶座》编委、历史学家徐庆全,社科院研究员、历史学家雷颐,《中华文学选刊》主编、文学评论家王干,文学评论家李静,历史学者綦彦臣,还有著名的历史作家,北京大学博士史杰鹏(天涯ID“梁惠王”)等等,阵容可谓强大,既有徐庆全老师这样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也有自谦为“二把刀”的吴思、张鸣,也有王干等文学评论家和史杰鹏这样的知名历史作家,恰可涵盖研讨会主题涉及的方方面面。
原定两个小时的研讨会,开了三个多小时,精彩话题不断。三万多字的速记稿,这几天陆陆续续看完,受益太多。
我记得在我念初中的时候,还经常听到一句话说“文史不分家”,时隔二十年,当文学在网络、出版的刺激下一路狂飙猛进的时候,历史也确实稍微搭了一趟顺风车,于是有了所谓历史热,从横扫图书市场多年的《明朝那些事儿》到百家讲坛,历史开始以亲民的姿态走进寻常百姓的视野。
但同时也越来越多的人在指责历史写作的不严肃,编造、篡改、恶搞、大话之风盛行。但我相信没有一个作者会承认自己在捏造历史,他们做的有两件事情,一是以现代人的视角审视历史事件,充实历史细节,让正史里的记录丰满起来,二是将历史通俗化、平民化。这种事情不是只有现代人才干的,最著名的便是蔡东藩,十一卷的《历朝通俗演义》,堪称通俗历史的经典之作。但我想是没有历史学家愿意去承认蔡东藩是历史学家的,他们更愿意把蔡东藩看成是历史小说家。
张鸣在研讨会上就表示,他和吴思,都是不被认可的。“我们不是正经八百的,吴思到现在为止,好像就我这个所谓的历史学家认他,人家都不认他。”“为什么你吴思的东西他们不认帐?吴思东西有太多经济学的味道,这种经济学的味道实际上在历史学家看来是不合家法的,这种方式不合家法。但是吴思是要分析的,他是用经济学的方式进行分析,所以他们不认。我们自己划了一个圈。”以历史随笔为读者喜欢的张鸣还说:“做清史的不能碰民国史,如果你越界了,就觉得你这个人不懂规律。更别说别的学科,别的学科你碰都不要碰。当然,你在叙事中尽量让文笔好一点,让它漂亮一点,这时候也会排斥,你比如有的先生文笔非常好,但是他有意去避开这一点,他非把文章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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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为《胡适家事与情事》封面)
团结出版社2007年底出版杭州朱文楚的《胡适家事与情事》,其中记录了作者对胡铁花无头尸案的一段求证过程,如下——
有头无头盖棺论
绩溪县上庄镇外将军降山的胡氏祖墓里,埋葬着胡适祖父母胡奎熙、程氏和父亲母亲胡铁花、冯氏。那座墓园是1928年 建造的,墓碑两侧,胡适还取《神童诗》两句,勒石作上下联树碑,云“人心曲曲弯弯水”“世事重重叠叠山”。此言不虚,逝者的生前身后,曲曲弯弯旅历世态,乃至化成白骨后近一个世纪,还是重重叠叠纠缠着殉国者的一个头颅!
胡铁花客逝厦门后,由其二子嗣秬(绍之)披戴重孝扶柩回归上庄村。正坐在前厅的冯氏闻此凶信,突然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一起跌倒在门槛上,昏厥过去。间歇,满屋哭声一片。紧接着的是胡铁花遗体安葬和神主牌入供胡氏宗祠的两件大事。徽州乡间有个不成文的习俗,凡“凶死”(死于非命)的人,不得归葬祖籍地,神主不得入宗祠。胡铁花的死讯早于他的棺柩到上庄村,已传云,是在与日寇作战时殉难,失去了首级;又传说是刘大帅(永福)不肯放行,“以军法论处,枭首示众”;再加上上庄乡人眼中,胡铁花是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怪人”,而今归葬故里,棺材里那个尸体,恐安上了一个金头颅(或银头颅)。悲怆已极的当家子(绍之)(长子嗣稼是个庸人)忍无可忍,对那几个阻饶挠下葬村人说,我与你们赌头吧!我可以当场开棺,如果棺内无头,你们砍下我的头;如果有头,我就砍下你们的头……谁敢拿自己的脑袋去动真格?于是棺厝下葬和神主入祠两件事匆匆了结了。
胡铁花的灵魂在他历尽艰辛主持建成的宗祠内,与诸先宗亲倒相安无事,但他的遗体却并未“落土为安”。“人心曲曲弯弯水”,盗墓者一直觊觎那颗传言中的金头!
笔者朋友注册会计师程法德先生曾在绩溪八都一带住过有年,也听到过一个类似的荒诞的传说,云:宅坦村胡铁花的同族年长堂兄胡宝铎,进士出身,赐翰林,官至兵部主事。病故后,皇帝赐于他一颗银头,随同棺椁运回绩溪老家安葬。遗族为防有人盗棺,配备了五具相同的棺椁一起随运。胡氏一媳妇为辩真假,曾将一枚绣花针钉在真棺上。于是人们问,那四口假棺材埋到那里去了?胡宝铎明明是病故的,有头颅的,要银头干啥,岂不遭来戮尸?荒谬,荒谬,实在一些无聊的人想金头、银头想得入魔了。但民间这种荒诞流言,一旦时间久了,会“弄假成真”的。
再说胡铁花的墓穴,确实被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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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为胡适的父亲胡铁花)
胡适生于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也就是公元1891年12月17日。根据《四十自述》:“我小时候也很得父亲的钟爱,不满三岁时,他就把教我母亲的红纸方字教我认。”据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一册,胡适的父亲胡铁花在光绪十八年二月二十四日(1892年3月22日)到台湾就任。次年二月,胡适随母亲冯顺弟从上海到台湾,在台南住了十个月,后来又在台东住了一年零十八天,到光绪二十一年一月十三日(1895年2月7日),在甲午战争日益吃紧的情况下,胡铁花安排家眷回故乡。
胡适的开蒙,应该就是在他与父亲相处的这短短不到两年时间里。这两年里,胡铁花做了台东直隶州知州,兼统镇海后军各营,想来是没有多少时间亲自教胡适识字的,这一点胡适在《四十自述》中也提到:“他(父亲胡铁花)太忙时,她(母亲冯顺弟)就是代理教师。”这一年多的识字效果如何,胡适《四十自述》的后面提到:“但我在学堂并不算最低级的学生,因为我进学堂之前已认得近一千字了。”这近千字,大约都是胡铁花和冯顺弟教的,因而胡适的读书生涯,可以说是他父亲开蒙。
1895年,虚岁5岁,周岁不过三岁零几个月的胡适回到家乡徽州,接受了长达九年的私塾教育。 胡铁花在1895年胡适母子回徽州后不久,就因台湾沦陷撤回厦门,因脚气发作严重,死在了厦门。胡适一生与父亲在一起的日子,不足两年,但胡铁花却对胡适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三点:
一是直接开蒙。胡适由父亲开蒙,并且在回乡读私塾时,因为不需破蒙,他免读了《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诗》之类的书,而是直接开始读他父亲编的一部四言韵文《学为人诗》,第二部同样是他父亲编的四言韵文《原学》,随后才开始读《律诗六钞》。从这一点看,胡适最初所受的尽管同样是私塾教育,但却稍微有别于一般私塾。当然,以不足四周岁的年纪看,胡适要想完全领会胡铁花在《学为人诗》和《原学》里传递出的思想,是不现实的,但在《四十自述》中,胡适同样提到,他所在的私塾,是不只“读书”的,还“讲书”,“我母亲大概是受了我父亲的叮嘱,她嘱托四叔和禹臣先生为我‘讲书’……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由此可见,胡铁花所编的两本启蒙教材,对胡适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二是通过母亲冯顺弟对胡适的影响。母亲冯顺弟对胡适读书的严苛几乎到了残忍的地步,这其中最主要的动力来源,可以说都是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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