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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同树：长布村 |
| 辛酉：出埃及记 |
| 余地：内心：幽暗的花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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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酉走了，那个自称朱富贵的人，那个在南大背后巷子里跟我一瓶瓶喝小二的兄弟，那个要我给你发票回单位报销的兄弟，那个要一起做六人诗集的兄弟，那个要建辋川诗院请我们去游山玩水的兄弟，那个在海盐喝醉了我扶你你用脚踹我的兄弟，那个每次喝了酒就拍着我肩膀说“老刀，朋友可以有很多，兄弟不多”的兄弟，我们在中国各地喝过酒，你刚刚三十岁，就走了。
还有谁陪我们一起老去，喝酒话当年？
大约是2000年，或者更早一些时候，我在南京折腾一份叫《冬至》的诗歌小报，那是海子的狂潮还未褪去的时候，网络兴起的前夜，我们还用书信方式给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兄弟们写信，一首诗誊写很多份，分别装信封，寄给各地的朋友。那时候我们都把自己和诗歌捆绑在一起，悲天悯人，扬言要重塑诗歌精神；那时候80后还只是小圈子里几个朋友在提提的概念，谁也没想到去过度阐释它，我们只觉得时间到了要接旗帜的时候了。大约也在那时候，冯昭给我寄他那首叫《大雪》的长诗，厚厚一摞，工工整整抄写在方格纸上，开头两行是：“紧张的暮霭向着极地。大地凄凉/我的葬礼从今天上路。”
正是在这样的气氛里，我收到王兆阳转给我的几首曾欣的诗，时隔多年，我已经找不到这些诗的电子版了，我只记得一首《在黄河里游泳》，那是我从未见过的写法，让我觉得嫉妒又汗颜，曾欣比我还小一岁。
大概是我看完那几首诗，准备正式和曾欣约稿的时候，他给我写了封长信，大意是说，迫于生活，他要离开诗歌。在十年前那是非常有杀伤力的话，加上他信上字迹的凌乱和措词的阴郁，我一直记得。我与他的联系几乎就此断了。时至今日，我想我要把曾欣称为诗人，他大概还是不愿意的。
后来关于曾欣的消息，都是零零星星来自兆阳，听说去了重庆做书，听说还不错，然后又是一长段的没有消息，然后是前几天，兆阳突然和我说，曾欣病逝了。
我对曾欣的记忆似乎只有这些，但我说不出自己听到这个消息的感觉。我的脑子里迅速闪过崔微子的名字，随即是小树。在那个荷尔蒙过剩的年代，我们从莫须有的所谓“肃杀的冬”里走过来，似乎每个人都是幸存者。
从崔微子到小树到曾欣，一个个在以不同方式离开，记忆也开始越来越不完整。曾经有一次，东灵在上海请李西闽大哥吃饭，我去蹭局，那是认识七八年后我第一次和东灵见面，酒没喝多少，我们都醉了，我们坐在马路牙上莫名其妙地放声痛哭，身边围了很多人，我想大概没人能明白我们在哭什么，因为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获知曾欣逝去的消息后，我脑子里经常想起顾城的那首《墓床》，2001年时候，为了那本《缺席》，南京的顾伟兄骑着他那辆破单车专程到学校给我送钱，我们在学校门口的小酒馆里喝了一堆小二，他趁着酒兴，一句一句背诵着这首诗：
我知道永逝降临并不悲伤
......阅读全文...
如一截剔去血肉的骨头。现在
站满疲惫的工蚁
当我偶尔，在酒醉后醒来
想与你重新捡拾那些骨头
说少年时的梦想
你却酣睡在城市
茫茫的夜色里
2010/6/28
作者： 朱洪 著
出版社： 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6-1-1
字数： 267000
定价：￥29.00
这是一本略带八卦倾向的书，这是一本极容易被鄙视的书——鄙视对象包括作者和读者，这是一本聊胜于无的书，但这本书却能留给读者无限线索和遐想。
作为新文化运动中两个极重要的人物，陈独秀与胡适几十年的恩怨纠葛，也是当时知识界改良与革命争论的最具代表性的缩影。翻开民国这段历史，类似陈、胡二人的这种从相见恨晚、抵足而眠到朋友反目、兄弟阋墙之事，比比皆是。今天读来，除了要千方百计站进历史的语境里去，支持或反对某人，我们更应该发出的，是“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的感慨。
正是带着这样的心态，我们几乎都会对陈、胡二人产生浓厚的兴趣，无论孰是孰非，我们更想通过这两个人管窥的，是那个时代的“民国风骨”。
这本书的缺陷是明显的：主线结构单调，是纯时间流水线穿起来的；资料处理不仔细，非常粗糙，甚至有些地方有硬拼资料、资料明显缺失的感觉；行文不够流畅，甚至有衔接断裂、指代不清的病句出现；避重就轻，几乎只叙述了一些常规的事情，没有对事件进行挖掘。
同样，这本书的优点也很显而易见：资料丰富，有些地方作者甚至有刻意炫耀资料之感，恰恰是这种炫耀带给我们丰富的资料，虽然这本书里几乎没有作者新发现的资料信息，但面对陈、胡二人纷繁的记录，能够理清已是不易了；资料处理比较谨慎，这是一本观点性很弱的书，也正是因此，作者一直都在平叙，立场观点痕迹很弱，资料也基本保持了原生态，书中有几处有趣而我以前又未听说过的八卦，我都从别处找到了印证；可读性好，尤其是这样两位大师的八卦，比读《知音》畅快很多。
读这本书的时候一直在想，假如要余英时来捉笔这样一本书，他会怎么写？很明显在句子的顺畅和结构的合理性上，会强本书很多倍。但我仍以极大热情连续几天把这本书看完了，并温习了其中的几个章节。不可否认，对于这样的书，我有阅读渴望。
面对被反复涂抹的民国历史，我们都很手足无措，而我们又都急于要站稳一个立场——因为民国的立场实在与今天太血肉相连了。但......阅读全文...
转：茆诗珍、徐飞《<辛丑条约>的外交斡旋 庚款留美始末》
客观而论，由西方列强退还庚款而导致的现代中国大规模的留学行动，对中国全面走向现代化，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据统计，上世纪中叶，代表中国最高科学水准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近半数为庚款留学生。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庚款留学计划这一重要的创意呢？长期以来，相当一些舆论将此归功于美国方面，典型的如胡适先生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记》一文中的说法：“西历千九百零七年十二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君咨文议院，中有一节论赔款善后事宜，其言曰：当日政府之初意，本欲俟各种损失清偿之后，即以盈余之数交还中国，以......阅读全文...
转：中国公学的建立及早期发展（1905-1911）
中国公学，为中国留日学生反对日本颁布的《关于许清国留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集体罢课后，归国在上海创办的学校。中国公学的历史，有当事人写的简史，亦有大量回忆性文章， 但大多是中国公学后期的发展状况，特别是胡适任校长以后的历史。有些资料集 中收集的资料，也主要集中在中国公学后期的发展。中国公学早期的历史，仅有胡适和张承标等少数人的文章中曾经提到，但十分简略。中国公学建立的直接原因——取缔事件，往往被置于留日历史中研究。中国公学的早期发展，又常常是作为清末新政教育改革中的例子提及。而将两者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细致地研究，目前尚属欠缺，而这在笔者看来是很有必要的。本文将在搜集散见于报端、日记、回忆录和报告等中资料的前提下，试图求得中国公学早期发展历史之清晰脉络，探讨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的希望与艰难，并试图通过它窥视过渡时期的社会形态。
一、《取缔规则》与学生和政府的反应
中国公学建立的大背景，根源于清末新政之教育改革。1901年4月，张之洞与刘坤一在奏折中提出要“育才兴学”，而其中的一个重要措施便是奖励游学。 之后，奖励游学便作为清末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政策提了出来，从此，便拉开了留学日本狂潮的序幕。而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吸取西方的政治思想文化。留学日本，更是以花费少、见效快等优势成为中国留学生的学习西方文化的终南捷径。日本和中国比邻而居，相同的文化根源使得留学日本的学生学习时难度相对较小。因此，留日学生人数猛增，据统计,在1901年，留日学生为280余人，而到1906年，人数已经达到8000多人。
正当留学日本进行的如火如荼时，出现了一起中国留学史上的大事件，经此事件，留日学生人数锐减，而这一事件，也直接导致了中国公学的建立。这一事件便是：1905年11月2日（即阴历十月初六），日本文部省应清政府之请， 以“省令第十九号”发布的《关于许清国留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又称《取缔规则》，简称《规程》。其实，译名中有“取缔”字样者为与史实不符，之所以造成许多留学生用“取缔”字样，其原因为当时留学生误解了日本文部省文令的内容， 在日语中，“取缔”二字有管理、管束、监督之意。之后，“取缔”二字即被沿用，本文在说明后亦按习惯承袭之）。 ......阅读全文...
你们饮酒——给崔澍、吾同树
——给崔澍、吾同树
我的情绪，总要比世界慢一些
有时候是两年，有时候是七年
它们在这一刻重叠
我在上海的边缘，无灯无酒
如同那一年冬天的皖中平原
充满青灰色。我在网吧
你用崔微子的名字向我诉说你第一次性事
也或是东莞某个停电的小镇
我们趁着夜色穿过面目可疑的异乡人
在一处旅馆，通宵玩牌
我在春节给你和兄弟们
群发过一条祝福短信
希望不多时，手机能响起
传来你那被南方温暖的阳光晒过的声音
喊我荒废不用的笔名，然后说：
我是小树
时光将我们每个人从快乐的往事里剥离
然后给记忆装上毛玻璃
你们精心挑选的头像，不再在我的屏幕上闪烁
我只想介绍你们相识，在长布村
或者河南的某处酒馆
你们彻夜掌灯
相对饮酒
足以安放那些命悬一线的病人
或者灵魂刚刚走开
还有余温的身体
肿瘤医院的电梯在午后
空荡荡地分布着三四对
本应悲伤的人
他们提着盛满食物的饭盒
轻声谈论着房子、车子或者单位的人事
当陌生的目光黏贴在他们的表情上
他们当中的有些人
会面露愧色
身处肿瘤医院的电梯
你有时候会有一种错觉
觉得自己身在一座写字楼、地铁
甚至商场的直立电梯里
你若不迈步走出去
你永远不知道，这里躺着的房客们
何等的孤独
和绝望
“哱夬声如巨钟，说至筋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这是明末清初文人张岱在《说书人柳敬亭》一文中对柳敬亭说书时场景的描述。张岱还在文中记载，柳敬亭“一日说书一回，定价一两。十日前先送书帕下定，常不得空”。一两银子说一回、提前十天下定金，由此也可见柳敬亭说书在当时的受欢迎程度。
柳敬亭本是南方人。据记载，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柳敬亭北上说书，在北京收下了弟子王鸿兴。王鸿兴后来也成为北京评书的创始人，与柳敬亭以及后来的双厚坪、石玉昆并称为评书四大祖师。
从柳敬亭、王鸿兴开始至今的300多年历史里，评书的发展一直没有中断过，这一点，近年来曲艺研究者梳理的《评书师承关系表》可以作为佐证之一。
然而，曾有过辉煌历史的评书，近年来已经开始逐渐离开我们的视线。我们能想起的评书，还只有几十年前就走红的那几部；我们能记住的评书演员，也始终只是那几个人。新人新作的长久缺席，使得评书这门古老的艺术似乎已经开始与这个时代脱节，当人们的娱乐消费日趋多样的时候，评书拥有的观众和听众也越来越少。
“愿意来学评书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同时，已经成名的一些评书演员，在录新作品的，也非常少了。”3月23日，记者见到了刚从外地回来、正要去央视录制“评书说奥运”节目的青年评书演员张少佐，他这样向记者形容评书的现状。
10年前，出生于评书世家的张少佐在哈尔滨创办了大地评书研究所，这也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专门从事评书艺术研究和制作的机构。10年来，这家研究所除了录制一些常规性的评书作品之外，还推出了“儿童评书”、“奥运评书”等一系列创新活动，并且于近年来每年免费招收一批学员。
然而，与整个评书艺术的逐渐势弱趋势相比，一家研究所和几个人的努力似乎显......阅读全文...
转杨开亮：书生报国，如此而已——独立独行傅斯年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祖籍江西永丰。1896年3月26日生于山东聊城。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受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与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响颇广，从而成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五四运动爆发时，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风云一时。他的老师胡适希望傅斯年在学问上有所建树，受其影响，回到书斋。1919年夏，先后入伦敦大学研究院、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习。1926年冬回国，翌年春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和历史系、中文系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当选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1949年1月，傅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并兼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12月20日在台北病逝。著述颇丰，世存《傅孟真先生集》。
作为学者，傅斯年的贡献不在学术，而在以一介书生的傲骨彰显出一代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成为时代之榜样，后世之楷模。即使以今天的眼光审视那个时代，我们仍然不得不心生感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傅斯年学识渊博精深，在历史研究和文献整理方面独树一帜，尤其是对殷墟的发掘，更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今天人们谈起傅斯年，心生敬仰，更多的是缘其胆识而非学识，是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无畏，而非游刃于政教两界的得意，是其大师的神韵而非大师的形名。如果参照当代泛滥的大师标准，对傅斯年冠以“大师”的廉价称谓，那简直就是一种侮辱。真正的大师风范，不仅仅是表现在其专业领域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王者气度，更应体现出对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不懈追求。传统知识分子削尖脑袋放弃人格尊严、独立自由、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的仕宦、名利，在傅斯年眼中只不过是“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而已。什么是大师？犬儒们不惜一切代价争取的，正是大师们鄙视放弃的；犬儒们轻易放弃的，正是大师们不惜一切代价争取的，这就是大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敢号称大师？
傅斯年评价自己的一生“无惭于前贤典型”，自嘲“书生报国，如此而已”。他几次拒绝到国民党政府去做官，宁肯以在野之身，以学者的身份，“参政而不从政”，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批评政府的自由。写傅斯年时，我常常联想到两位先哲：孔子和庄子，觉得傅斯年有
......阅读全文...万历的怠工有点类似“非暴力不合作”，他不与明朝中晚期势力强大的“士林”为敌，也不能容忍自己屈从于他们，于是便对任何事情都采取置之不理的不合作态度。无论作为皇帝的万历此时拥有多少主政的实权，但在纲常严格的明朝，要想绕过他去做事，也是办不到的。这感觉如同一个企业高层，当他的意见和所有中层相左的时候，他不屈服的唯一办法就是不签字。
但这不是“无为而治”的要义。这只是表面上的不作为。无为、道、上善若水作为老子思想的精要，三者是相通的。所谓无为，其实是对道的一种尊重，为政者应该因道施政，这也恰是水的品质，之柔至刚。
初中时候历史老师就教导我们，历史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是不随个人意志、某个阶层的意志而转移的。善哉，我们所受的教育里还有这样精华的句子，可惜的是教导我们的官方，已经把这句话遗忘了，不会借力发力打太极，而是一味拿民脂民膏筑城墙，太愚蠢了。
（左图吴思在研讨会上）
1月25日，供职的盛大文学研究所在北京召开了一场历史研讨会，主题是我拟的“文学叙述中的历史真相”。所邀请的嘉宾包括《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潜规则》《血酬定律》作者吴思，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历史学家茶座》编委、历史学家徐庆全，社科院研究员、历史学家雷颐，《中华文学选刊》主编、文学评论家王干，文学评论家李静，历史学者綦彦臣，还有著名的历史作家，北京大学博士史杰鹏（天涯ID“梁惠王”）等等，阵容可谓强大，既有徐庆全老师这样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也有自谦为“二把刀”的吴思、张鸣，也有王干等文学评论家和史杰鹏这样的知名历史作家，恰可涵盖研讨会主题涉及的方方面面。
原定两个小时的研讨会，开了三个多小时，精彩话题不断。三万多字的速记稿，这几天陆陆续续看完，受益太多。
我记得在我念初中的时候，还经常听到一句话说“文史不分家”，时隔二十年，当文学在网络、出版的刺激下一路狂飙猛进的时候，历史也确实稍微搭了一趟顺风车，于是有了所谓历史热，从横扫图书市场多年的《明朝那些事儿》到百家讲坛，历史开始以亲民的姿态走进寻常百姓的视野。
但同时也越来越多的人在指责历史写作的不严肃，编造、篡改、恶搞、大话之风盛行。但我相信没有一个作者会承认自己在捏造历史，他们做的有两件事情，一是以现代人的视角审视历史事件，充实历史细节，让正史里的记录丰满起来，二是将历史通俗化、平民化。这种事情不是只有现代人才干的，最著名的便是蔡东藩，十一卷的《历朝通俗演义》，堪称通俗历史的经典之作。但我想是没有历史学家愿意去承认蔡东藩是历史学家的，他们更愿意把蔡东藩看成是历史小说家。
张鸣在研讨会上就表示，他和吴思，都是不被认可的。“我们不是正经八百的，吴思到现在为止，好像就我这个所谓的历史学家认他，人家都不认他。”“为什么你吴思的东西他们不认帐？吴思东西有太多经济学的味道，这种经济学的味道实际上在历史学家看来是不合家法的，这种方式不合家法。但是吴思是要分析的，他是用经济学的方式进行分析，所以他们不认。我们自己划了一个圈。”以历史随笔为读者喜欢的张鸣还说：“做清史的不能碰民国史，如果你越界了，就觉得你这个人不懂规律。更别说别的学科，别的学科你碰都不要碰。当然，你在叙事中尽量让文笔好一点，让它漂亮一点，这时候也会排斥，你比如有的先生文笔非常好，但是他有意去避开这一点，他非把文章写成
......阅读全文...朱文楚：有头无头盖棺论
（左图为《胡适家事与情事》封面）
团结出版社2007年底出版杭州朱文楚的《胡适家事与情事》，其中记录了作者对胡铁花无头尸案的一段求证过程，如下——
有头无头盖棺论
绩溪县上庄镇外将军降山的胡氏祖墓里，埋葬着胡适祖父母胡奎熙、程氏和父亲母亲胡铁花、冯氏。那座墓园是1928年 建造的，墓碑两侧，胡适还取《神童诗》两句，勒石作上下联树碑，云“人心曲曲弯弯水”“世事重重叠叠山”。此言不虚，逝者的生前身后，曲曲弯弯旅历世态，乃至化成白骨后近一个世纪，还是重重叠叠纠缠着殉国者的一个头颅！
胡铁花客逝厦门后，由其二子嗣秬（绍之）披戴重孝扶柩回归上庄村。正坐在前厅的冯氏闻此凶信，突然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一起跌倒在门槛上，昏厥过去。间歇，满屋哭声一片。紧接着的是胡铁花遗体安葬和神主牌入供胡氏宗祠的两件大事。徽州乡间有个不成文的习俗，凡“凶死”（死于非命）的人，不得归葬祖籍地，神主不得入宗祠。胡铁花的死讯早于他的棺柩到上庄村，已传云，是在与日寇作战时殉难，失去了首级；又传说是刘大帅（永福）不肯放行，“以军法论处，枭首示众”；再加上上庄乡人眼中，胡铁花是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怪人”，而今归葬故里，棺材里那个尸体，恐安上了一个金头颅（或银头颅）。悲怆已极的当家子（绍之）（长子嗣稼是个庸人）忍无可忍，对那几个阻饶挠下葬村人说，我与你们赌头吧！我可以当场开棺，如果棺内无头，你们砍下我的头；如果有头，我就砍下你们的头……谁敢拿自己的脑袋去动真格？于是棺厝下葬和神主入祠两件事匆匆了结了。
胡铁花的灵魂在他历尽艰辛主持建成的宗祠内，与诸先宗亲倒相安无事，但他的遗体却并未“落土为安”。“人心曲曲弯弯水”，盗墓者一直觊觎那颗传言中的金头！
笔者朋友注册会计师程法德先生曾在绩溪八都一带住过有年，也听到过一个类似的荒诞的传说，云：宅坦村胡铁花的同族年长堂兄胡宝铎，进士出身，赐翰林，官至兵部主事。病故后，皇帝赐于他一颗银头，随同棺椁运回绩溪老家安葬。遗族为防有人盗棺，配备了五具相同的棺椁一起随运。胡氏一媳妇为辩真假，曾将一枚绣花针钉在真棺上。于是人们问，那四口假棺材埋到那里去了？胡宝铎明明是病故的，有头颅的，要银头干啥，岂不遭来戮尸？荒谬，荒谬，实在一些无聊的人想金头、银头想得入魔了。但民间这种荒诞流言，一旦时间久了，会“弄假成真”的。
再说胡铁花的墓穴，确实被挖
......阅读全文...唐德刚：胡铁花先生墓中的无头尸疑案
在50年代的末期，当我襄赞胡适之先生撰写他的“口述自传”时，我曾力劝“我的老师”、“我的朋友”以《四十自述》为基础，从而扩充之，一直写到目前(1958年)为止。
我那时的想法是：第一，把他“十九岁出国以前”那一段先补充一下。他既然写了“我的母亲的订婚”，为什么不加一篇有关“我的父亲的事业”呢？写点铁花先生的生平，不是很好吗？
他既然写了“九年的家乡教育”，为什么不再补充点清末民初有关故乡徽州的风土人情呢？古老汉学的发源地徽州的旧面目，今后不是只可从像适之先生这样的人的记忆中去寻找吗？为何不叙述一下呢？
我在这方面的建议，“我的老师”倒颇能听得进，所以他在《胡适口述自传》一书中，便有了《故乡和家庭》和《我的父亲》两章之出现。
适之先生是我所认识的师友之中治学最严谨的一位，有九分证据绝不讲十分话。但是“我的老师”生前无论如何未想到，他对他自己的父亲之死，却相反的，以一分证据，讲了十分的话。
有关适之先生的父亲之死的真实情况，恐怕所有写有关胡适的传记作者——包括张经甫、罗尔纲、黄纯青、曾乃硕、王伊同(英文)、李敖、胡颂平、唐德刚(中英文)和另外一些洋人，向来都没有“不疑处有疑”吧。
根据当年张经甫替适之先生弟兄伙所写的《胡铁花先生家传》，有关他们父亲铁花先生之死的情况是这样的：
......阅读全文...
胡适九年私塾生涯之一
（左图为胡适的父亲胡铁花）
胡适生于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也就是公元1891年12月17日。根据《四十自述》：“我小时候也很得父亲的钟爱，不满三岁时，他就把教我母亲的红纸方字教我认。”据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一册，胡适的父亲胡铁花在光绪十八年二月二十四日（1892年3月22日）到台湾就任。次年二月，胡适随母亲冯顺弟从上海到台湾，在台南住了十个月，后来又在台东住了一年零十八天，到光绪二十一年一月十三日（1895年2月7日），在甲午战争日益吃紧的情况下，胡铁花安排家眷回故乡。
胡适的开蒙，应该就是在他与父亲相处的这短短不到两年时间里。这两年里，胡铁花做了台东直隶州知州，兼统镇海后军各营，想来是没有多少时间亲自教胡适识字的，这一点胡适在《四十自述》中也提到：“他（父亲胡铁花）太忙时，她（母亲冯顺弟）就是代理教师。”这一年多的识字效果如何，胡适《四十自述》的后面提到：“但我在学堂并不算最低级的学生，因为我进学堂之前已认得近一千字了。”这近千字，大约都是胡铁花和冯顺弟教的，因而胡适的读书生涯，可以说是他父亲开蒙。
1895年，虚岁5岁，周岁不过三岁零几个月的胡适回到家乡徽州，接受了长达九年的私塾教育。 胡铁花在1895年胡适母子回徽州后不久，就因台湾沦陷撤回厦门，因脚气发作严重，死在了厦门。胡适一生与父亲在一起的日子，不足两年，但胡铁花却对胡适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三点：
一是直接开蒙。胡适由父亲开蒙，并且在回乡读私塾时，因为不需破蒙，他免读了《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诗》之类的书，而是直接开始读他父亲编的一部四言韵文《学为人诗》，第二部同样是他父亲编的四言韵文《原学》，随后才开始读《律诗六钞》。从这一点看，胡适最初所受的尽管同样是私塾教育，但却稍微有别于一般私塾。当然，以不足四周岁的年纪看，胡适要想完全领会胡铁花在《学为人诗》和《原学》里传递出的思想，是不现实的，但在《四十自述》中，胡适同样提到，他所在的私塾，是不只“读书”的，还“讲书”，“我母亲大概是受了我父亲的叮嘱，她嘱托四叔和禹臣先生为我‘讲书’……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由此可见，胡铁花所编的两本启蒙教材，对胡适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二是通过母亲冯顺弟对胡适的影响。母亲冯顺弟对胡适读书的严苛几乎到了残忍的地步，这其中最主要的动力来源，可以说都是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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