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一场由国学网和百度网发起的“我心目中的国学大师”评选活动,因为“国学”概念的模糊和钱钟书、鲁迅的最终入选,而引发了不少议论。至于“大师”这一头衔,于今天的学界来说,能胜任此称呼的人也越来越少了,这一称呼也就慢慢沦为了茶余饭后说笑的关键词。
那次评选后不久,张中行先生去世,媒体几乎无一例外冠以“国学大师张中行辞世”的标题加以报道,再次引起了不少人对“国学”二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满。究竟何谓国学?我无能力给下一个定义,而在近年来大多数人的定义中,国学大致相当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意思,有些人或许会进一步用“儒学中心”一类字眼稍加修饰。但这类定义,也都停留在草根阶层。与20世纪初期的国学争论相比,在这场关于国学的讨论中,诸多本应该有所表示的相关学者却一直保持着谨慎的沉默。
1923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创办了一份《国学季刊》,由胡适担任主任委员。在为该刊创刊号所撰写的《发刊宣言》中,胡适并不十分严谨地为国学下了一个定义,简而言之,他认为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简称,其中既包括“国粹”,也包括“国渣”。记得此前发起成立国学保存会的邓实曾将国学定义为“一国自有之学”。邓实是国粹理论的主要创始人,很显然,他眼中的国学,是不包括胡适所说“国渣”的。但是问题在于,“国粹”与“国渣”的区分,并不像我们小时候看电影分辨好人、坏人那么简单。即便是孔子,究竟是圣人还是封建礼教的教唆者,至今也没争论出个子丑寅卯。作为一个有建树有立场的思想家,大约自己心里都有一把小算盘,能按照自己的标准分清“国粹”和“国渣”;但是对于史学家来说,这种先有的“国粹”、“国渣”的偏见,大约是最要不得的。就在上面提到的那篇《发刊宣言》中,胡适认为,整治国故首要的就是“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不先弄明白了他们的本来面目,我们绝不配评判他们的是非”。
作为一位学者,邓实在“弄明白本来面目”这个问题上,想来是大致过关的(之所以说大致,是因为以我辈来看,自然是不成问题;但就胡适在这篇文章中所持的尺度看,是否过关似乎还得打个问号),也就不存在配不配评判的问题了。但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国故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除去极个别学界巨擘来看,恐怕极少有人敢拍着胸脯说自己是过关了的。基于这个前提,再来如邓实一样去谈“国粹”,并企图振兴“国粹”、摒弃“国渣”,就只能都是空谈了。
前两年有人提出所谓中国的文艺复兴,活动弄得风风火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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